致敬永恒的“童心”——舞蹈艺术家的童年记忆与赤子情怀

虽然在每个人的一生中，童年的时光终究会褪色成历史，然而但凡大艺术家，往往即使高山仰止，也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一份童真、童趣、童心。

今天的微信，我们将带您回顾新中国舞坛历史进程中的几位师者、智者、行者，他（她）们的童年记忆与赤子之心。他们以炽热的胸怀拥抱人民大众，更以纯粹的热忱面对舞蹈。

面对艺术与人生，他们的智慧在于留一份童趣，持一颗童心。

当吴晓邦抱着“要熟悉日本舞踊界各种艺术流派”的目的第三次远渡东京求学时，在不断摸索中，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开展艺术创作的途径和方法。不仅积极收集相关资料，以求为自己舞蹈创作带来灵感、设计意境，他还别出心裁，用观察动物的方法来由表及里找寻动作呈现与内心所想的关联。

通过这种特殊的自我训练，吴晓邦在创作时又将对动物的观察分析推及到对人的内心研究中，以求能够进一步在作品中深入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如果说在对动物的观察和模拟中寻找舞蹈动作直抵人的内心的途径，这是晓邦先生大师之才的另辟蹊径；与此同时，这样的童真、童心则一如引路的明灯和永不泯灭的理想，即便身处生活的低谷，却始终不忘对爱和美的追逐、对自由的向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晓邦曾被关在文化部的大庙里，一天，监管牛棚的造反派发现吴晓邦失踪了，当晚把他揪回后要他在批斗会上“认罪”。他说他在院里看到几只蝴蝶，自由飞翔，感情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跑出了大庙，呼吸自由空气，一直跑到了颐和园。（周巍峙代序：《怀念晓邦》《吴晓邦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年）

这就是一代舞蹈大师的赤子之心，愈是身陷黑暗，则愈能珍视和放大生活中点滴的美好，照亮了自己，也点亮了他人。

戴爱莲的人生之旅是一个属于时代的传奇，她的一生由始至终地依心而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及西学环境给予了戴爱莲特立独行、爱憎分明、坦诚率真的性格，也馈赠了她热爱生活、拥抱生命、专情祖国的大爱情怀。

1949年北平解放，陕北腰鼓队随解放军入城时，欣喜若狂的戴爱莲激动地跟着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团员们一路扭秧歌，休息中途，她还积极跑去慰问，邀请大家一起扭秧歌，正是这样的纯真与热情，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着她的脚步，从此爱上了舞蹈艺术，也成为了戴先生极具特色的个人魅力。

除了创作趣味横生的作品，戴先生对生活的乐观从未停息，即使是困难时期在干校干农活养猪，也从没有悲观、失落，笑称把猪当宠物养。     

正是始终秉持着这一对于美好生活的单纯向往，她将所有的爱与理想都融于舞蹈中，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和她的人民，崭新的精神风貌、维护爱与和平的坚信不移。

出生于贫寒家庭的贾作光，虽然生活艰苦，但他的天性中却秉有坚韧与豁达。

无论外界条件多么不好，他都始终保持乐观、追逐理想。在未学舞之前，年幼的贾作光总盼望过年，只因过年时可以看大人踩高跷、扭秧歌、舞大头娃娃。当街上的音乐一响，他便兴奋跻身其中观看，回家后还不忘在耳朵上挂上两小串红辣椒，扣上斗笠拿着手绢，学着大人的样子扭来扭去。

虽然直到15岁才开始正式习舞，但这份从小积攒下来的炽热情感始终融于他的艺术生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匍匐于广袤的大地汲取创作灵感，不断精进、融汇、创新，终成蒙古族舞台艺术舞蹈的奠基人之一。  

从青年时期到花甲之年，时光染白了他的鬓角，却无法将这份爱舞如痴的热情从他心中抽离。年逾耄耋，贾作光仍然焕发着青春活力，日夜为舞蹈事业奔走呼号。忽而神采飞扬地在南海之滨演讲，忽而手舞足蹈地出现在北国边城小镇的秧歌行列中，忽而在豪华富丽的宾馆大厅向国际友人大谈艺术，忽而在竹楼、毡房、茅舍中应热情主人之邀即席起舞。

“越单纯，越美好”，那份童年对舞蹈艺术着迷执著的童真，化为了他对舞蹈倾尽所能的纯粹向往。

生命，在对生命酣畅淋漓地讴歌和踏地起舞中，熠熠生辉。

天津解放后，解放区文工团的演出成为了资华筠豆蔻之年的精神食粮，当人山人海的剧场一票难求时，她就想尽办法“溜进去”观剧。甚至一次为了看“鲁艺”剧团的演出，她竟登上窗台，顺着雨水管道爬到舞台左侧三层楼的窗口，在窄窄的窗台上，双脚“一”字横开，手扒窗棂，身体紧贴玻璃窗，用这唯一的极为危险的姿势，目不转睛看完了整场演出。

1984年资华筠演出《飞天》     

之后，她更是放弃报送南开女中的机会，毅然报考了戴爱莲时任团长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在少年班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舞蹈艺术生涯。  

作为戴先生选定的《飞天》原版演员，资华筠在三十多年中演出该作不下百场。为了不断揣摩角色精进表演，她尝试了多种途径不断探索，从一招一式“模仿绸花”的刻意到“忘却技法”倾诉情感的自如，资华筠用她的智慧与执著，完成了艺术形象塑造从“形似”到“神似”的飞跃。

纵使其中的过程好似那条“弯来弯去的路”，但她却用一颗童心化苦为甘。

在严父的督教下，舒巧度过了“以书为伴”的童年，开蒙之初，父亲就要求她将三千多生字“死记、死背、死写”，六七岁时竟又被要求读《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镜花缘》。虽然也曾同父亲越于常理的苛求作对，但她最终还是捧书细读：“小人国、红头发绿眼睛、坏人脚下有朵黑云……”     

就这样，在尚未真正上小学时，舒巧就已经开始用童真的眼光去尝试接近那些常理中不属于这个年龄的深奥哲思，这一超前超难的“学前教育”使得她在入学后半个月内，就从一年级跳到了三年级，从三年级开始读小学竟也在期末考了第一，得到的奖励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面具，这是舒巧童年第一套亦是唯一的一套玩具。

十一岁时，舒巧参加了“新安旅行团”，成为了儿童部中七八个孩子的一员。在这里，生活的艰苦似乎披上了童话的外衣，她童真烂漫的眼中，纺花织布、操练劳作，这些苦差事中总有着说不完的乐趣。随“新安旅行团”辗转万里的巡演磨砺了她的意志，也将艺术深深印刻在她稚嫩的心中。

1949年，十六岁的舒巧被分配入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她趣称与舞蹈的结缘是“一失足”，但对中国舞坛而言，却实乃一桩幸事。从《小刀会》到《奔月》，早早立起的名气没有使舒巧陷入自满，她的率真与智慧，从小奠定的深厚文学修养、“新安旅行团”辗转万里的巡演经历……那些她所走过的路赋予了她极为敏锐的艺术嗅觉和更为坚定的创作立场，数十载风雨变幻，纵使从艺之路再艰难，她也从不人云亦云。

她在编舞中思考，在思考中写作，在写作中求真，不断用自己的力量问鼎中国舞剧的艺术高峰。

出生于艺术世家的赵青，在艺术氛围的熏陶中享受了童年的幸福时光，家庭时常举办的“游艺会”成为了她艺术萌芽时一方小小的舞台，任她在其中唱歌跳舞，即兴演出。当她第一次被芭蕾舞剧《天鹅湖》的优美舞姿所吸引，便再难掩对舞蹈艺术的热情，“我简直惊呆了！世界上竟有这么美的艺术！”她高高踮起脚尖，一边模仿芭蕾舞姿一边调皮发问：“我像一只小天鹅吗？”轻盈的身体翩翩舞动，“我顶顶喜欢跳舞！”这份对舞蹈稚嫩的热情并没有随时光推移而淡逝，反而凝聚为赤子热忱，敦促她在之后的艺术生涯中不断精进，开朗直爽的个性也使得她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多了一份灵动与纯真。

华装褪去后,迈入花甲之年的赵青因积年伤病不得不告别舞台，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艺术之梦，而是换另一种方式，在画布上执笔作画，扬墨起舞。父亲赵丹在绘画上的造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赵青，那句“艺术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的叮咛，无论昔日从舞,还是今时作画,赵青都时刻铭记在心。多年的舞蹈功底使她对于色彩及人物动作线条的感触敏锐，她所画的人物形神兼备,童趣盎然。  

就这样，用最单纯的执著，她攀向人生的另一座高峰。 

1946年，鲁迅艺术学院由延安辗转黑龙江省哈尔滨后，搬迁至佳木斯。为排练节目准备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鲁艺”在佳木斯附近的几个县陆续都建立了文工队，开始组织培训演员，吕艺生当时所在的汤原县便是其中之一。  

1949年5月，还是小学五年级的他被汤原县委文工队选中参加一个名叫《全家光荣》的节目演出。来到文工团后，他觉得老师教的快板太过简单，反倒被乞丐沿街乞讨时可以打出不同节奏型的竹板所吸引，在整整跟了两条街后发现了其中的窍门，回去一试便把这个节奏型打出来了，让老师都很意外。不仅如此，当时他所演唱的《中苏友好》在当地一带都很有名，让他成为了当时的“小明星”，走到哪里大家都认得。  

1954年，刚刚成立的北京舞蹈学校招生，还是十五六岁的吕艺生单枪匹马跑到了北京，从此在艺术之路上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头。直到今天，耄耋之年的他依旧笔耕不辍，步履不息，继续为一生所追逐的舞蹈事业而奔波操劳。  

他为艺而生，更用一生的赤诚和努力大写了自己的名字——吕艺生。

1977年，黄豆豆出生在充满文艺氛围的家庭中，在他有记忆以来，便时常作为随队家属，跟随母亲带文艺宣传队到温州周边地区演出。演出中，母亲要求他留意观察是否有演员临场出错，于是，他成为了整场演出过程中最认真的观众之一 。当时的演员虽然在技术层面难与今天的职业舞者相提并论，但他们对舞蹈的激情、对生活的热爱却深深地打动了黄豆豆幼小的心。 

幼儿园时的黄豆豆活泼尚武，是园里的“孩子王”，原本他并不喜欢男孩跳舞，认为那些阴柔之风的作品缺少了男子汉的阳刚气，但当他第一次看到邢时苗表演《再见吧，妈妈》时，立即就被剧中人物所张扬的男性美所折服。 

就身体自然条件而言，黄豆豆并非是舞蹈学习的天之骄子，但父母在发现他的舞蹈天赋后，便竭尽全力支持他的从艺之路，从未放弃。为了顺利通过上海舞蹈学校的初试，父亲硬是用吊环将他的腿拉长3厘米；在他15岁第一次登台之前，父亲更是为他单独指导，传输经验。

从儿时看到《再见吧，妈妈》时的兴起模仿，一直到今天，这方舞台，他一站便是三十余年。

黄豆豆和女儿黄豆芽

成功，从来都非一蹴而就，而在持之以恒地向上生长，梦想的种子才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用满腔的爱与诚心，黄豆豆圆了两代人的舞蹈梦。